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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桂越经贸交往的特点初探
发布时间:2017-09-08 08:41:00 

 

 

  近代,桂越经贸交往在经营环节上,即在进出口贸易中,始终主要由华商和越南华侨商人(下文简称越南侨商)尤其是粤商经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对近代桂越经贸交往的开展及其广西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有什么影响,本文就此进行分析梳理。希望能对中越两国建设“两廊一圈”区域经济圈构建和民族经济融合提供一些历史智慧。
  一、近代桂越经贸交往中主要以华商和越南侨商尤其是粤商主导
  近代中国沿海各省对外经贸交往中,外国洋行和外国商业资本始终在对外贸易购销网络中占据着优势和主导的地位。作为同样与越南接壤并自古以来有经贸交往的云南,外国洋行和商业资本在1911年滇越铁路建成后也占据着优势和主导的地位。近代广西对外经贸交往特别是桂越经贸交往,与沿海地区和云南的情况有所不同。龙州开关后,虽也出现外国洋行和外国商人经营的情况,但他们并没有占据优势地位,也没有在整个经贸运作网络中处于控制地位,而始终主要由华商和越南侨商尤其是粤商主导。
  在出口贸易方面,这种情况表现最为突出。当时中越边境最大的关埠——龙州,出口的农副产品都是中国商人和商号在经营。中法战争后,龙州兴起了一批经营洋货、土货的商人,资本雄厚的就开设商号。龙州的“梁德祥在战前还是个卖汤圆的小贩,后来靠收买土货外销,赚了钱就开洋行推销洋货和鸦片烟……洋行越来越大……”。其他的大商号还有“翰记”、“梁万来洋行”、“孙万安”、“同吉”、“同和荣”①。其它与越南接壤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如奉议县那坡镇的大商号——黄恒栈利用边境贸易发展的机会,在抗日战争期间通过桂越边境贸易通道将茴油等土特产品出口到越南,转销东南亚和港澳。靖西县城资本较雄厚的黄恒安、冯高权等商号,镇边县城的广源来、荣昌、福源等商号,经营的茴油、桐油、茶油经边境贸易出口越南②。
  在进口贸易方面,涉及从外国进口商品,除有外国洋行如美孚洋行、亚细亚水石油公司和法国几家商行,还有华商经营。在经营方式上两者仍以各自独立经营为主,也逐渐出现为外国商人和商品代销的情况,没有出现中国沿海和内地设立的洋行挤压、迫害中国商人的现象。如前文提到的靖西和镇边的大商号还通过桂越边境贸易进口了大量布匹、棉纱、煤油,代理煤油就有3家。然后通过它们将西方工业品运回龙州,由“小贩和小船一小批一小批地运到东京湾和龙州附近的村庄”。
  此外,中资商号的进出口贸易量占到了整个海关大宗贸易量的绝大部分,如据《光绪二十五年龙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记载;“本年进出口货物共值关平银八万五千余两,内华商所报八万二千余两,洋商所报三千余两,若以百分匀分,华商占九十六分四,洋商占三分六。”以后历年的情形大致相同。中资商号的资本已直接或间接地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循环中,在经营运作边境贸易中,虽然不得不遵循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的贸易“规则”,但也在跨国境贸易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有近代色彩的新式商人。除此之外,桂越边境城乡地区圩场集市还活跃着不计其数的中方小商小贩。
  这种特点在龙州海关历年征收进、出口税款统计也反映出来了。特别是自1903年起,以后各年只有华商而无洋商。这一切表明,在桂越经贸中最活跃的是华商而非洋商。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桂越经贸商人群体中,粤省商人最为活跃,执边境经贸活动之牛耳。中(桂)越经贸交往的前沿——龙州,1889年开埠,进出口行业由“粤商争相投资”。根据《广西年鉴》调查,粤商在龙州开办了90家店。其它省如湖南、云南在龙州仅开办了8家。民国八年(1919年),为了方便各商号夜市和群众的生活照明,由绅商合资在粤东会馆创办电灯局(电力厂),由广东人陈宗禧兄弟俩执掌、管理。可见,粤商在边境贸易重镇——龙州商业界是实力最强的。镇边县的边境贸易通道、枢纽——平孟,最有财力的是坐商梁炯初(广东人)开的义和商号,资本额为1,000元(法光)。宁明县较大的商户全为粤商开办如连城号、东源号、美堂号(都是广东佛山人开办)和福昌号(广东新会人)。雷平县“通衢圩市,客通交易,多操粤语,以相应酬。”从侧面反映出操粤语的外来商人在雷平各圩镇如堪圩、下雷圩、硕龙圩的商业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作为桂越海上经贸交往的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北海、钦州等港埠(时属广东)也莫不如此。
  在越南,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粤、闽和浙等东南沿海居民出于各种原因移居越南,到了近代更为如此。随着华人在越人数的不断增加,1906年,法越殖民政府将在越华人分为五大帮,其中势力最大,人数众多的是广东帮,且多为商人,有很强的商业势力。据统计,上个世纪50年代越南华侨150万人(大部分是晚清民国时期来越的),其中广东人多达80%。广西、福建、云南、贵州诸省人相加,不过占20%。在1951年,与广西有经贸关系(包括边境贸易)的越南北部地区有华人商号3821家。据此可推测,广东商人占当时该地商号中的3057家。外国货物入越的销售(转销中国云桂地区),大部分依靠在越华商的销售网。因此,可以认为,在越南一侧,运作桂越边贸主动权掌握在越南侨商手中(主要是粤籍侨商),这当然是在法越殖民者的监控之下进行的。
  二、华商和越南侨商尤其是粤商主导的原因
  为什么近代桂越经贸交往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呢?这是在多方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第一,历史原因。中(桂)越双方自古以来关系源远流长。无论在越南独立前,还是独立后的一千年中,双方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因此,秦朝以来,就不断有华人迁到越南,为越南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伴随着来越华人的辛勤工作,中法战争后,越南彻底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时,几乎越南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有华人的身影,如农业、渔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等行业,其中经营工商业的人数最多,而且在全越城乡都有购销网络。虽然法国殖民公司、商人拥有较多的资本和侵略特权,但由于法国殖民者人力有限和本身的投机性,且常遭受越南各地反抗者的偷袭,尤其是在桂越边境地区,因此仍旧敌不过有传统商业优势的越南侨商。
  就广西而言,自明清以来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商人来桂,其中粤商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之后,粤商大量迁入广西境内定居经商,到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入桂人数更多,无论在广西内地或广西边境地区都形成了商品流通网络,建立粤东会馆。中法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伸入广西边境地区,便首先选择了有“洋广商”的入桂粤商。因此,粤商在边境贸易的经营运作上较本省商人及别省商人占据优势,并且发展了自己。
  第二,广西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缺乏。广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之地,山多平原少,丘陵起伏交错,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舟船不便,鱼雁不通”。官书上记载的驿道、大路不过是散乱地铺着些石头的山路,盘旋于崇山峻岭之中。广西虽有几条大江过境,但大多滩多流急,流域广阔,阻多滩浅,奔流湍急,不利于航行。近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较为缺乏落后,特别是作为联接桂越的大动脉——桂越铁路修建的夭折,限制了桂越之间经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网络的形成。对于外国商业资本来说没有较高的贸易投资吸引力,桂越贸易“似乎不值得费很大力气来发展”。
  第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商品和资本输出重点不放在这里。近代广西边境贸易发生的主要对象是法国,但法国却是依靠越南间接地实现其对广西的扩张,且越南自身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这必然影响法国的商品、资本输入。同时,法国对华经济侵略的重点是长江和珠江流域。广西边区是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很不方便,人民市场购买力低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牢固,因此,他们认为“百姓除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并无余资可购买他物,所以龙州的贸易不像是会增加的”⑤,这就为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第四,不平等条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嗣后各关发给单照,应由总理衙门核定画一款式,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并无参差”。此外,《中法新约》在桂越边境通商互市的规定中,华、洋商民均可领取相关证件从事外贸。这说明在今后中外贸易中,华、洋商人都可直接参与进出口贸易,享受条约规定的优惠措施。一定程度上讲,中方商人在桂越通商互市中享有与外商相同的优惠条件,刺激了中方商人参与边境贸易的积极性。同时清政府迫于现实,对于边民互市也给予了方便,如规定免去边民挑负往来的关税负担,在边民往返的边境通道,不须设口,任边民自由来往等。民间贸易的发展,对于扩大桂越经贸交往的规模和效益都有积极意义。
  三、对近代桂越经贸交往发展的影响
  由于以上原因,使得近代桂越经贸交往始终主要由华商和越南华商尤其是粤商主导,对近代桂越经贸交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降低了桂越经贸交往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在桂越经贸交往中,越南侨商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越南华人华侨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工商业,并积累了大量资本。与广西有密切经贸关系的越南北部各主要城镇如越南同登、芒街等的商业基本上都是由华侨经营,正如《东方杂志》记载:“其交易多由华人经手,法商亦然。故法属越南商务,全操自华人之手。”
  综上所述,越南侨商在桂越经贸交往中的商业活动,加强了双方间的物资、人员来往,促进了其发展和边境地区经济繁荣。参与桂越经贸交往的大批越南侨商,正是一般性国际贸易不具备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讲,作为边境经贸的比较优势的越籍华侨商人的存在,大大降低了边境贸易中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其实,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所需要的成本,是在与人有关的交易活动中的费用。越南侨商在贸易中的作用,正大大降低这部分费用(成本)。这是由于越南侨商在桂越两地都有乡情网、亲情网,加之又会双方语言,了解双方市场供求信息,在沟通桂越经贸往来中,利用其商品流通网络,推销商品和收买农副产品,增加了双方商人间彼此信任度,消除不少疑虑,降低在经济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从而减少每次去处理相互关系时获取信息,进行选择的成本。
  第二,进一步推动了广西边区的经济开发,发展了桂越经贸交往。近代桂越经贸交往中的华商和越南侨商商业资本,受追逐利润动机的支配,为扩大出口货源,便利流通,向资本主义性经营和产业资本转化如投资农垦业、出口加工业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首先表现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八角、茴油、桐油等为历年桂越民间边贸出口的大宗土特。不少商号和资本家都先后投资各类农垦公司。靖西边境地区亦有垦植公司,如合利公司,“垦地为最广,种茴蒸油,颇有收益”;同德公司成立于1913年,“在附近龙邦街一带土坡,开辟茴林占地广,成绩亦佳,历年有人负责管理,现杂木及茴林参天蔽日,每年茴油出售产量颇多。”像油桐、油茶、杉木等经济林和用材林也得到较大的推广种植,扩大了其出口规模。其次是投资于出口加工业。对出口的各种土特产进行简单分类,进而发展为出口商品粗加工的经营活动。如20世纪初以来,桐油因油漆工业和染料工业中的用途扩大,国外桐油行情看涨,桐油也成广西对外贸易(包括边境贸易)的大宗商品,华商们为提高其品质和价格, 对桐油进行一些加工后附加值增加,在出口时利润较以前更为丰厚。再次是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华侨赵丽泉把在新加坡、柬埔寨和越南西贡等地经营积累资金转回北海(时属广东)开办钦廉地区第一家发电厂——廉北珠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越南高平华侨富商陈监波、陈监培兄弟在谅山开办和隆号,又在龙州南岸设立德利汽车公司,开办谅山至龙州之间的运输业务,方便民间商旅和边民的交通贸易往来。以上投资活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广西边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桂越经贸交往。
  但是,我们在看到其有利性一面时而不应忽略其另一面。从事边境贸易获利的华商,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环境仍存在旧的自然经济生产形态的历史条件下,摆脱不了它对旧生产关系的依附,还不可能完成历史潮流赋予的使命。上述商业资本积累的流向,便有多种选择投资方式:可能投向土地兼并放高利贷,可能进一步投资商业领域,可能流向工业领域等等。由于投资于收购房地产,比较稳定地获得收益和地租,边境贸易华商将相当部分资本转化为地租资本,逆流回封建剥削,影响边境贸易自身发展。靠近越南商业发达的下冻镇,边境贸易比较活跃,附近五里以内的耕地,在二十年内,几乎全部被商人收买一空⑥。龙州城大商人梁德祥,通过与法国商人做进出口生意发财后,将龙州城康平街的房子全部收购,还在钦州、防城买了很多盐地。这样又出现了中方商人资金短缺,难以开辟更为广阔的国际商品市场和投资经营出口产品加工,制约着商业资本流向工业领域,影响了桂越边境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参与边境贸易的普通边民和小商小贩,虽然人数较多,但大部分人只是将赶圩做生意作为副业,赚到的收入主要用来养家糊口,不能长期做生意,根本谈不上投入资本于边境贸易发展中去。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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