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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是大文化
发布时间:2017-09-22 09:02:00 

  来源:《广西地方志》

 

北大哲学教授楼宇烈最近在多个论坛上,大讲“大国崛起之文化准备”,断言:一个没有文化准备的国家一定不可能成为大国。中国要崛起,是继续沿着西方文化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回归本土文化之传统?只有后者,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关键。我赞同这个观点,并且以为楼教授“回归本土文化之传统”,定然包括方志。
  国史、方志与谱系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源流,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个普遍认同。
  方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周王朝。当时王朝中央和各诸侯国分别设有五史官职,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负责记载各侯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如晋《乘》、楚《梼杌》、郑《志》等。孔子周游列国,最感兴趣的就是历览了近二十国的这类宝书,史志界称之为“国别史”,它不同于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主持编修的“国史”,而是方域之史,是方志的雏形。
  秦汉一统政权建立后,形势要求“宰郡国需胸中全具一郡国,宰天下须胸中全具一天下”的治理能力,于是地理志、地记和图经这类志书应运而生。汉武帝时,朝廷命地方官把记载山川、物产、贡赋等情况的资料,时称“地志”,随“计书”(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一同报送中央。兰台令史班固利用这些资料编纂了第一部系统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这部书,不仅记载了各郡、县和侯国的山川、地产、人口和民俗,内容十分丰富,是地志著述的集大成者,而且为二十四史开设地理志带了个好头。
  受地理志的影响,隋唐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修志日盛。隋炀帝兴之所至,下令“普诏天下诸君,条其风俗、产物、地图,上于尚书”。并且敕秘书学士18人修十郡志。编成800卷,炀帝嫌不够,遣回重修,遂成《宇区图志》1200卷,炀帝大为高兴,赏锦300段,命其收于府库,这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志书。唐代官修志书逐步形成制度,朝廷明确规定州郡每3年(后改为5年)编修一次图经报尚书省兵部职方,内容要求备载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经费一律从州县杂罚钱中列支。唐代图志,有图有说,以说为主,与过去的以图为主,以说为附大有创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全书40卷,以当时关内、河南、河北等地10道为纲,分别记述各府州县的户口、疆域道里、形势险要、地理沿革、山水湖泊、丘墓古迹、贡赋物产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舆论图经,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其特点首先是朝廷重视。从宋太祖至宋徽宗诸位皇帝均曾下诏修志,并于大观元年创设九域图志局,开国家设局修志的先河。其次是形成传统和规模。宋代郡县必修志,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修志或编修不及时,地方主管就会被定为失职而罢官,所以“今僻陋小郡、偏远小邑,亦必有记焉”。第三,数量多、卷帙繁,巨志名作迭出。《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宋代方志800多种,大大超过前朝历代方志总和。其中太平兴国年间乐史引用大量图经编纂的《太平寰宇记》200卷,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编纂的《祥符州县图经》达1566卷,府州县志方面,超过20卷的数不胜数。
  元代方志虽无大的发展,却全面完成了从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创修了全国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也出了一批如《延祐四名志》、《至元嘉禾志》之类的名志。明清方志全面进入兴盛时期,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4类,同时规定了各类目的编写原则,以便统一各州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足见明王朝对方志的重视和普及的程度。万历年间的张邦政在《满城县志·序》中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据统计,明代所修方志达到2892种,比宋代差不多增加3倍,今尚存992种。广西也于弘治、嘉靖、万历年间三修《广西通志》,并有《广西志略》、《广西附志》和《广西图经》各1种问世。清代,方志编纂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显著特点,一是朝廷颁例诏修,皇帝亲审志书。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命檄催各省设局修志。雍正帝颁令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要求根据志书的好坏给予必要的奖惩。乾隆帝最在意《一统志》的编纂,史臣进呈稿本,都亲自审阅,严加批改。二是大批学者参与修志,推动方志学的建立。钱大昕主修了《乾隆鄞县志》,戴震主修《汾州府志》等,仅江苏武进、阳湖两地就有500多学者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学者们的积极参与,对志书的体例、内容和编纂方法不断进行争论和探讨,促进了方志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乾嘉时期一流学者戴震、洪亮吉为代表的考据派,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与考据派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涉及方志的性质、编纂范围、体例、章法和修志工作等方方面面,创立了方志学。三是方志编修空前普及。据记载,现有的清代方志5701种,约占现有全国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全国除新疆等省份外,几乎所有县及以上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部分省还修有乡镇志、卫生志、土司志、里志等。广西也大兴志事,省、府、州、厅、县、土州、土司志共202种,其中不少是多次续修或重修,如《广西通志》四修,《浔州府志》七修,《钦州志》《宾州志》《北流县志》均五修。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嘉庆)《广西通志》以新颖的体例和博洽的内容备受赞誉,梁启超称“其为省志楷模”。
  即使在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仍未断续,而且在某些局部有创新发展,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方志工作进入黄金时期。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志工作取得辉煌成果,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全国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万,至2004年正式出版的新方志仅省、市、县三级就达5000部以上,还有12000多部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厂矿企业志、学校志以及相当数量的年鉴、地情书。在数量上远超历朝历代,在质量上与旧志相比,增强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方志,为修志开辟了法律通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有人以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佗的《日尔曼尼亚志》和《美国志》为例,说方志在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这是错误的。读过世界史的人都知道,前两部书是古罗马时期的史书,《美国志》的“志”亦应当“史”字解。芝加哥大学亚力托教授,在他的《中国方志与西方史的比较》一文中说,中国“自宋以来,方志在形式和内涵上的一致性是惊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没有长期一致的文体,即使一国中的一致性也没有……而方志的形式则千年基本不变”。可以肯定地说不仅美国,所有西方国家都没有方志这种著作形式。倒是日本、朝鲜、越南这些邻国,在汉文化圈中生活了一两千年,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既深且远,是的确编纂过方志的,有的还相当典型,如日本的《雍州府志》、朝鲜的《中京志》、越南的《嘉定城通志》等,但都因生活习惯各异,且没有国家制度保证,这种著作形式,早已自行消亡。唯有中国方志永续致用。中华古老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我想这与方志“存史、资政、教化”之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相当了不起。世界各国发展的规律是,当经济建设到一定程度时都面临一个文化抉择的问题。楼教授提出“回归本土文化之传统”正切时弊,方志这种属于中国源头文化的东西,都未能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比如在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的规划中,鲜见将修志用志纳入范围,在“文化立市(县)”“文化软实力建设”之类的决策中,方志开发利用往往排不上号,在地方文化开发和相关研讨活动中,大都忽略方志专家的参与,这是对方志文化缺乏认识的表现,更涉及到一个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文化主体意识清醒还是模糊,关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上个世纪20年代,土耳其曾经追求“全盘西化”,结果是,到现在西方依然不认同属于西方文化圈;也是在上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备受批判,其中一条是宗法血缘制度,情况如何呢?1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旧讲“血浓于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越是经济全球化,越应该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才能使之具有世界的意义。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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