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方志天地
清代改土归流与右江流域壮族婚丧习俗的变迁
发布时间:2017-09-28 09:55:00 

  来源:《广西地方志》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其兴废过程反映出少数民族社会的深刻变迁。而作为历代实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地区,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无疑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右江流域壮族婚丧习俗的变迁这一角度,探讨改土归流对壮族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壮族传统婚丧习俗的境遇
  清代统治者在对右江流域壮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力图使壮族群众的思想行为符合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因而下令革除一些被他们视为“陋习”的壮族传统习俗。其中涉及婚丧的习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歌择偶
  “歌圩”是壮族人民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行的传统节日活动,其形式主要是男女对唱情歌。壮族青年男女通过唱歌展示才智、交流思想、自择配偶。民国学者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曾指出:“蛮人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人生观上之切要问题。人而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因而壮族地区普遍盛行“歌圩”习俗,右江流域一带此风更炽。
  乾嘉时期任镇安府知府的赵翼曾对歌圩做了详细描述:“粤西土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别。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中相昵者。”
  “依歌择偶”体现了壮族人民追求自由恋爱的婚姻观,但此风俗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陋习”而屡遭禁革。明代中叶,虽然朝廷也在壮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流”、“土”分治的格局仍然存在,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在右江流域壮族地区仍然未能完全确立。
  到了清代中叶,由于改土归流在壮族地区大力推行,封建统治者更加容不得与封建礼教相冲突的歌圩存在。为使壮族人民的思想行为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清朝统治者屡次下令禁革“依歌择偶”的风俗习惯。雍正六年(1728),时任广西巡抚的金鉷曾专门发布禁止歌圩的告示:
  本部院抚粤以来,素闻向有唱歌之习,屡经示禁,并谕地方官勤宣教化,广为谕晓,务去此淫乱之风,共臻礼义之化。近年亦已稍减。仍有未能尽除者,固土人之旧习相沿,亦由地方各官不以礼义廉耻实力化诲之故也。合行通饬严禁,为此示仰,抚属汉土民、苗人等知悉,嗣后男女长大应当婚嫁之时,必须父母为之主婚择配,寻媒说合,遵例不用财礼、繁文,只照依本处土俗,礼物先期聘定,或男家迎娶成亲,或女家招婿入赘,听从其便,不许仍蹈陋习,纵容男女群聚唱歌,私相苟合,以养廉耻之心,以成风俗之美。凡各乡峝村寨,俱有总目、头人,该地方汉土各官,于宣讲上谕之期,传集头目,明切开导,令其转相训诫,务使家喻户晓……良由化导不周,陷于无知,故尔仍沿土俗。今再申明禁令,自必各为其子女早为婚配,而唱歌之风可息,蛮乡僻壤均沐浴圣化矣。倘晓谕既遍之后,仍有不遵者,定将唱歌地方之总目、头人并查男女之父兄一并责惩,而汉土各属官员之尽职与否亦于此区别矣。
  从这则诏谕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把壮族人民依歌择偶的习俗视为“陋习”,认为青年男女对歌择偶是不知廉耻的行为,不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壮族社会之所以会风行这一风俗,是因为长期以来“声教有所不及”而导致的。所以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各地方官纷纷“勤宣教化”,通过教化以革除这种“淫乱之风”,从而培养壮族人民的“廉耻之心”,达到“成风俗之美”。为保证改革的成效,他们还制定相应的责罚条例,规定凡禁止诏谕下达之后,还有不遵行的人,则追究其父母兄弟及当地的总头目的责任,对他们进行“责惩”;并以移风易俗的成效作为考核各地流官政绩的依据之一。
  (二)“不落夫家”
  “不落夫家”是壮族地区的一种传统婚姻习俗。所谓“不落夫家”,是指妇女结婚后不与丈夫同居,而是回到娘家居住,以后逢年过节或农忙季节才到夫家住上一两天,过后又回娘家生活,一直到怀孕生子后才回到丈夫家居住。这种婚俗在壮族地区由来已久,长盛不衰。
  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赵翼曾在广西镇安府任知府。镇安府辖区即今桂西的德保、靖西一带,是广西壮族聚居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赵翼在其所著的《檐曝杂记》一书中记载了当地壮族妇女结婚后不落夫家的风俗,“凡男女私相结,谓之‘拜同年’,又谓之‘做后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谓嫁娶生子,则须做苦成家,不复可为此游戏。是以其俗成婚虽早。然初婚时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归邻妪为干娘,与之同寝。三日内,为翁姑挑水数担,即归母家。其后虽亦时至夫家,仍不同寝,恐生子则不能做后生也。大抵念四五岁以前,皆系做后生之时。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岁之后,则嬉游之性已退原成室家,于是夫妻始同处。”
  和歌圩一样,壮族“不落夫家”的婚俗,历来都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陋习”,汉族官吏和文人以其不合礼教,屡屡下令禁革。如清雍正初年任广西巡抚的李绂指出:
  访闻粤西猺獞,野性不知礼教,每有娶妻入门,男女竟不同住。新妇即于本日急回母家,公然与别男子结拜同年,以唱歌为勾挑之由,以手巾为赠答之具。迟二、三年后,既怀身孕,始回夫家。丈夫不以为怪,翁姑且以为喜,邻咸以为贺。此等恶俗,行同禽畜,虽即猺獞,亦皆朝廷赤子,何无羞耻之心?一至于此,嗣后各宜痛革前非。凡女子既进夫门,即守妇道,不许辄回母家,仍蹈前辙。如敢故违,许左右邻及乡约、练保首报到官。以教令不严,罪堂父翁及夫,从重究处。至地方官不实心训化,以致恶俗未改,政事之优劣亦于此定。左右邻及乡约、练保不行举首者,仍加仗惩。
  可见封建流官对壮族“不落夫家”习俗的反感和痛恶。这主要是因为该风俗与封建宗法礼教中的“夫为妻纲”及“三从四德”等规定相抵触。因为女子不落夫家期间,她还可以有相对的社交自由,甚至暗中可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产生新的恋情。当时有许多青年女子就因为不满父母包办婚事而利用不落夫家来表达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因此,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士大夫都把“不落夫家”斥为“陋习”。
  清廷在右江流域实行改土归流之后,也反复申明严禁“不落夫家”。光绪《镇安府志》载:“土民之家……新娶之妇至夫家一宿即去。及娠,然后至夫家,以奉议蔗园为甚,亦属恶习。今奉檄严禁,以冀移风易俗。若得贤守令厉禁之,贤父兄劝勉之,当不难朝夕改观焉。”
  (三)同姓婚
  右江壮族地区,由于受到文化观念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人民素来有同姓通婚的习俗,同姓不同宗的就可结婚,即“答歌为婚,不禁同姓”。“(西隆州)人无礼貌,俗鲜伦常。……男女缠头跣足,同姓为婚”。
  壮族人民同姓婚无禁忌的婚姻习俗同样也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不合礼仪,并试图通过禁止及教化来进行改革。道光年间(1821-1850年),思恩知府李彦章曾“于地方所有习惯,男女答歌、同姓为婚诸陋俗,尤不惮其烦,严加谕禁,务使改革而后已”。
  (四)二次葬
  “二次葬”也称“拾骨葬”,是右江流域壮族人民的一种传统丧葬习俗。这种葬法,因为在收拾骨骸时,一般都用水洗过或是用砂纸将骨骸揩刷干净,因而又称“洗骨葬”。
  “二次葬”之所以在壮族地区盛行,是因为在壮族人的观念里,人死后其肌肉腐烂,变得十分肮脏,在此状况下死者是不能立即归入祖宗行列里的。壮族人相信,人的灵魂蕴藏在骨骼里,因此,当死者的肌肉完全朽烂,只剩下其骨骼,才能干干净净地归入祖宗的行列里。也只有这样,死者的灵魂才能不为腐尸所禁锢,从而顺利地进入阴间。
  然而,壮族捡骨重葬的风俗,在统治者的眼中也是一种“陋习”。如明代章潢就指出:“(广西风俗)自唐宋时,颇多不美。如民之贫者,归罪坟墓不吉,掘棺栖寄他处,名曰出祖。本朝德化所敷,文风益张。旧所污染,日以维新。凡冠婚丧祭渐遵文公家礼,城市士民亦多丕变,惟穷乡下邑家以巫邪而败,婚以歌唱而成盖犹有之,可见因袭之弊久矣,久则难变也。”
  “二次葬”之所以遭遇统治者的反感,是因为这种习俗与儒家伦理文化所强调的人死为大,应该“入土为安”的观念相冲突。汉族人向来都注重对先人尸体的保护,把“慎护”先人尸体当作自己奉行孝道的方式,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来衡准壮族的价值观念,自然觉得壮族人的所为乖于情理,大逆不道。清代改土归流之后,统治者便大力推行文化植入政策,屡次下令禁止“二次葬”,并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如《大清律例》规定:“凡发掘(他人)坟塚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监候);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年远)塚先穿陷及未殡埋而盗尸柩(尸在柩未殡,或在殡未埋。)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开棺椁见尸者,亦绞。”当时有些流官为了改革壮族捡骨葬的风俗,甚至还禁止陶瓮在市场上出售。如光绪《百色厅志》记载:“恩隆丧葬旧俗,惑于风水,动辄掘棺迁徙,甚至灰骨罂贮之,子孙分藏以为孝。署知县陈如金严申厉禁,有犯必惩,并禁市陶器之人,其弊几绝。”
  二、清代右江流域壮族婚丧习俗改革的成效
  清朝统治者在右江流域壮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之后,即按照汉文化的标准,通过发布禁令和推广教化等方式对当地的文化习俗进行改造。清朝官方推行的这种强制变革的效果,从当时的一些相关资料记载来看,这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清康熙十二年(1673)曾任西隆州知事的王誉命这样描述到:“西隆(今隆林)蛮瘴,当未入版图,其与禽兽无异。改流后,莫非王也。则生聚教训,所宜丞矣。然庠序所设,教化可行,移风易俗,是有于待于经济斯世者。”“今土人……至于男女无别,婚姻失序,岂非近于禽兽者耶?信于居于无教之所致也。改流以来……开科取士……第边徼士子,得沐朝廷化育造就之恩,稍可移风易俗。”
  镇安府改流之前,“俗尚狡悍,不谙诗书,动则逞戈杀戮。正月,男女抛毬,答歌渎戏。婚娶不分亲疏,惟随所欲,稍忤其意,砍木刻为离书,各自改配。葬则火化,不知祭礼,大非人类”。自改流以后,“风俗渐移,人伦稍正”。到乾隆年间,由于“国朝改流设学,渐之教化,导以诗书”,已是“庶几秀良从风,编氓向义,非曩时蛮服可同矣。岁时伏腊,婚嫁丧祭,性情习尚之概,旧志所云亦仍录,以觇今之视昔,已多改观,嗣是骎骎日上,悉循执物而革乔野,则官斯土者移风易俗有明效也。”
  从以上资料来看,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对右江流域壮族地区的移风易俗确实有一定的成效。但程度有限,比如上述史料中“旧习相沿,今渐自化”的“渐”字,“风俗渐移,人伦稍正”的“渐、稍”二字,都写得很保守,可见其效果不是十分显著。右江流域壮族“依歌择偶”、“不落夫家”、“同姓婚”及“二次葬”等这些习俗并未从此消亡。
  事实上,当地流官对壮族传统婚丧习俗的改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而是遭到了长期的抵制。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镇安府知府的赵翼,曾在当地禁止不落夫家及歌圩,但其禁令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他在《檐曝杂记》中叙述道:“余在镇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许异寝。镇民闻之皆笑,以为此事非太守所当与闻也。近城之民颇有遵者,远乡仍复如故云。”从赵翼的这段话来看,当时的壮族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依歌择偶”、“不落夫家”等习俗,其禁令根本得不到人们的响应,不过是一纸空文。
  直到民国时期,右江流域壮族人民“不落夫家”及“同姓婚”等习俗还在民间普遍流行。民国三十四年(1945)出版的《岭表纪蛮》,是刘锡蕃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其中第七章《婚姻与丧葬·婚后的余恋》谈及当时广西西北部少数民族“不落夫家”的传统习俗:“未开化之蛮族妇女,于结婚之次早,多还母家,自继续其‘做后生’之生活。次年插秧时,夫家使人迎之,至,信宿即去。以后非节日不来,来则两三日又去。真到怀孕生子,或其本不愿‘做后生’始与夫同居。是时,女父母牵牛羊,持以送女,而夫妇关系亦确定。妇此后育子女,操家政,即与其 ‘做后生’时代之生活告别矣。此等风俗,其区域颇为广阔,在广西西北部之郡县中,尤所常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右江流域壮族地区还保持着“不落夫家”的风俗。如根据调查,隆林各族自治县委乐乡的壮族在五六十年代也还有“不落夫家”的习俗。至于“依歌择偶”、“同姓婚”及“二次葬”这些习俗,更是传承至今。
  结 语
  综上所述,清代改土归流以后,伴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渗透,右江流域壮族社会固有的传统婚丧习俗中吸收了汉族伦理道德中的部分元素,但壮族传统习俗中的核心部分,仍然继续保留下来并得到传承,壮族的基本风俗特征没有消失,并且以顽强的生命力留存至今。
  “依歌择偶”、“不落夫家”、“同姓婚”及“二次葬”等习俗,都是壮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被广泛认同的行为。人们通过遵循这些行为,从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最终形成了各种约定俗成的惯习并不断得以沿袭和完善,并最终成为具有稳定内涵的文化体系。民俗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固定模式,便已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短时期内难以产生改变。实际上,任何文化习俗的嬗变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企图通过强制手段来改革文化习俗是一种不明智的作法,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2年第1期

主办单位:百色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百色市右江区爱新街文体巷7号 邮编:533000 联系电话:0776-2824521